近期发生在上海的“钓鱼查黑车”事件经媒体曝光后，几乎遭到大家一致的非议。其实，“钓鱼查黑车”绝不仅仅存在于上海，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也是常有的现象。作为一名在深圳执业的律师，笔者也经常遇到“钓鱼查黑车”的案件，在相应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，没有一起能够推翻行政处罚的决定。我认为，非法营运列为打击对象无可非议，但是“钓鱼查黑车”因其存在利诱取证、中饱私囊等恶劣影响，也应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“钓鱼查黑车”钻了法律的漏洞，因此，为了有效消除“钓鱼查黑车”现象，必须完善程序乃至实体上的法律规定。

从程序上来说，目前中国还没有出台行政程序法，现有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对执法取证的规定又过于简单，导致执法部门在查处非法营运的过程中经常采取利诱等方式取证，并使得通过利诱方式取得的证据堂而皇之地成为行政处罚的依据。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应规定“以利诱、欺诈、胁迫、暴力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，不得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”，并要求相关的执法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程序上使执法部门摆脱“钓鱼执法”的怪象。

从实体上来说，未来立法机关还应明确界定非法营运的边界。“钓鱼查黑车”之所以频频发生，不仅与利诱取得的证据可以作为处罚的依据有关，还与现有法律中非法营运模糊的边界有着很大的联系。试分析，非法营运的边界越广，执法部门收取的罚款也就越多，其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处罚非法营运的几率就越高。司法实践中，执法部门为了搞“创收”，往往将具有争议的拼车、一次性或临时性提供运输服务的行为视为非法营运并进行处罚，经媒体曝光发生在上海的张军和孙中界两起案件就是明证。

笔者认为，非法营运和合法营运一样，当事人均须具有长期营运的心理准备，仅打算一次性、临时性提供运输服务的行为不能视为非法营运。未来修法如果能够采纳上述意见，即使查到一次性、临时性提供运输服务的当事人，执法部门也不能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四条进行处罚，现实中大量的“钓鱼查黑车”现象也就会自动消失。 □谭卫山